观察者网：2023年全球增速放缓、外需不足，我国外贸运行压力不小。您如何评价2023年中国外贸的整体表现？对2024年的外贸形势又有什么预判？我们国家需要对哪些可能的挑战做好准备？

张燕生：2023年全球都非常难，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是2.7%，2023年是0.8%，预测2024年是3.3%。

2023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11.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为负（-11.4%），但是我国进出口总值超过了41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0.2%，仍保持正增长，尤其是出口保持了0.6%的正增长。在这样的外需形势下，能够取得如此成绩，难能可贵。

我认为，当全球需求好于2023年时，2024年中国的外贸形势会明显好转。实际上这种好转，在2023年11月就开始显现出来，在海运、外贸的数据中都有所体现。

2024年，令人担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贸易摩擦。2023年，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1.06万亿元，增长率接近30%。今年我们估计，世界上一些大国很可能针对“新三样”发起双反调查。

第二，贸易“脱钩”。2023年，我国对欧洲 、美国 、日本 、韩国的进出口都是下滑的，尤其是对美国和日本，这很大程度上受地缘政治影响。从中间品贸易的情况看，我们对美日中间品贸易的比重也都是下滑的。

2023年2月25日，湖南娄底，工人在一外贸制鞋企业车间忙碌。

观察者网：2023年，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同比下降，“外资正在撤离中国”成为一些外媒的热门报道话题。我注意到，一方面我国吸引外资增速确实在放缓，但另一方面新设的外资企业数量却在较快增长，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对华投资力度还在加大，来华考察洽谈的跨国公司还是络绎不绝，表现出对投资中国的极大兴趣。您怎么看待近年来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及其发生的变化？对于2023年我国吸引外资规模的波动，应该怎样看待和分析？

张燕生：2023年11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曾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海外投资企业今后1-2年有意扩大业务的地域主要有三个区间：55%-75%的日本企业有意在墨西哥、印度等国扩大业务，具体而言，75%的日本企业计划在印度扩大投资；45%-55%的日本企业计划在“友岸”国家扩大业务，多为发达国家；而有意在泰国、新加坡、中国内地（占27%）、中国香港（占20%）等地扩大业务的日本企业在45%以下。

我看了这么多年数据，这是前所未有的，要引起重视。

过去45年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现在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包括非经济因素的压力等。不过，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日本企业认为机遇在中国，希望能继续在中国发展，并扩大发展。

当然，这其中也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中国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变了，比如日本车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面临很大的竞争，日本丰田汽车开始寻求同中国企业合作；第二，受到了一些国家长臂管辖的限制，日企反映他们不知道美国的长臂管辖红线在哪，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合规，也不知道这种长臂管辖是否会不断改变。因此，一些企业为了安全，就把他们的产业链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三，中国需要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我们应更开放，欢迎日本企业在华扩大投资，扩大发展。

说实话，对于一些日本企业来说，一个车型的改变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中国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技术、产品、管理的转型。这时就需要中国和日本的企业有更多合作和交融，我们学习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精益求精，日本企业学习中国企业的活力、敢为人先，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发展。

观察者网：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来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提振外资在华的发展信心，包括“稳外资24条”；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等等。您怎么看这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您觉得吸引外资的关键是什么？在这方面您有何建言？

张燕生：现在国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这些开放特别得好，当世界出现逆全球化趋势时，我国仍高举全球化大旗，单方面扩大开放，这对外资来华投资、增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声音是对等，即你给我开多少我就给你开多少。但我国是大国，对方可能是中小国家，我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对方可能是比较单一结构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事讲对等，很多开放的举措就很难落地。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4年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这意味着其中既包括与外贸外资相关的直接管理部门，也包括非外贸、非外资的经济管理部门，还包括非经济部门。大家能不能共同稳外资、稳外贸，这是最重要的。

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打横炮”。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很好，但是一些非外贸外资部门的同志们，他们可能不了解他的政策会对外贸外资产生什么影响。还有一些非经济领域的部门，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政策会给外贸外资带来什么影响。因此，我认为在外贸外资管理部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以及非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一个机制，用于政策信息的沟通、共享和评估是很重要的。

此外，华尔街的人经常和我说，中国政府可以在稳外资、稳外贸或者是相关政策出台前，和市场、企业、民众对话，不断调整市场、企业和民众对外贸外资方面的预期。

在我看来，通过这种方式慢慢调预期，慢慢形成共识，等政策出台时，社会已经对这些政策广泛认同，广泛接受，广泛执行，就会使我们出台的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效果更好。

当然，核心问题还是怎么能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稳外资、稳外贸政策有正确的解读，怎么能够让国内社会各界对稳外资、稳外贸有正确的解读，怎么能够让这些政策落地，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