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二世在加冕礼上 / 网络

英国人留着一个王室并且时不时把他们打扮好拉出来溜一圈，所有这些从礼仪三百到锅碗瓢盆都是直接继承来的，运作成本比养一套能试图把全民教育成好公民的系统或者真的花钱花到让老百姓满意要便宜太多了。更何况，政治是一门关于预期管理的艺术。如果你让所有人都预期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中世纪的陈芝麻烂谷子，那么任何一点细枝末节的“革新”都能带来惊喜，而还有什么比那种类似于老年人试图跟孙辈学用手机的可爱的笨拙感更能俘获人心呢？反过来讲，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各种进步，那么你将不得不一次比一次更进步，一次进步比一次更快，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

这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聪明和幸运：聪明，是因为真的省心省力；幸运，是因为别人真的没法学。

大概活在白芝浩之前一个世纪的让-雅克·卢梭提出，个人的自私的理性对于国家的构建来说远远都是不够的，一种政治秩序只有在被人们认为具有某种神圣性的时候才能运转起来。他心中所想的是某种具有古希腊罗马色彩的东西。生卒比白芝浩稍早的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则更进一步，通过他的辩证法推演出来（理性的）国家是“地上的神物”，而国家和教会也应当结合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用国家的整体性来调节市民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黑格尔把象征这个“神物”的整体的职能交给独立于立法权和执行权（议会和内阁）并且超脱于一切具体政治决策的“王权”——这几乎就是在给当时已经成型的英国宪法补画一个蓝图。相比而言，白芝浩的说法实在过于简陋并且露骨，只有财经记者式的现实归纳和金融家式的得失算计。然而，卢梭的梦想在一连串王国、帝国、共和国的更迭中化为泡影，黑格尔的草图在随着普鲁士的崛起被篡改后随着第二帝国的败坏被抛弃。在白芝浩逝世将近半个世纪后，马克斯·韦伯指出国家的本质是正当的垄断暴力。韦伯区分了支配的三种正当性：传统的、魅力的、法理的。不过，在韦伯看来，传统正当性在现代已经指望不上了，在现代国家中，只有占据法理的官僚和依靠魅力的政治家。

带着韦伯的框架，再重新回到白芝浩的总结：传统正当性在英国政体中依然以一种衰弱但是切实的方式存在，因为在官僚和政治家之外还有王室、教会、贵族、骑士和那许许多多的传统。加冕礼上藏在锦屏之后不能为人所见的无限神秘的仪式就是这种在现代国家中精巧地维持传统正当性的方式之集大成。

并不是因为国王要加冕所以需要立一道锦屏，而是因为要立这一道锦屏所以需要加冕一个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