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陶 淘

编辑 | 曹 杨

随着演唱会的“火热”，与演唱会捆绑的“黑暗”生意也开始“暗流涌动”。

2022年11月，杭州草莓音乐节门口，研一在读生露丝，在支付给“黄牛”等同于票面价的380元费用后，才发现黄牛手中根本没票，“更为夸张的是，黄牛竟然要鬼鬼祟祟地带我‘钻铁皮墙而入’，我必然是不同意的，并当即让黄牛退钱。”

“黄牛原本还非常蛮横、不想退款，在我表示不退款就报警后，他才不情不愿地把钱还我，当时觉得自己运气很差。”露丝吐槽道，后来，自己又找到了另一位在门口卖票的小哥，“这回，我是亲眼看到了小哥手中的票后，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终于进了音乐节现场。”

露丝的经历，只是后疫情时代下，大型线下音乐演出票务乱象的序曲。

今年2月中旬，自大型涉内地、港澳台艺人的相关演唱会、音乐节重新恢复审批以来，包括周杰伦、薛之谦在内的演唱会门票，几乎都出现了“开抢即没”的情况。

在小红书上，关于演唱会抢票的“保姆级”攻略比比皆是。ID为“唐唐的追星日记”的小红书博主分享到，“想要抢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应该提前填好身份证、邮箱、地址等个人信息，将定位改为演唱会所在地，提前选好票档，只等提交。”

票务困境何解？

尽管当下演出市场，因沉寂许久后的供不应求导致票价上涨，甚至一票难求。

但事实上，对于整个演出市场而言，二级市场的票务乱象由来已久。热门演出门票一售即空、黄牛票价高且真假难辨等问题，一直是观众的痛点。

方梓楠表示，从提升用户购票体验的角度来说，票务平台应该从门票核验机制出发，落实购票、转票、验票全流程的实名制，以提高黄牛收票、屯票的难度和成本。从技术层面来看，则可以考虑引入区块链技术，使门票流转过程可查可鉴。

其实，近5年来，自从线上黄牛激增，一些官方票务平台已经对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的门票售卖机制进行了优化。

据大麦网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很多演唱会都是订单限购，一般是每个账号最多购买2张或者4张，且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号。与此同时，大麦平台的电子票只支持线上转赠，转赠过程中根据不同演出的要求可能需要完善接收人的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等信息。

“用身份证来限购的机制，对同一购票者同场次大规模购票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该工作人员表示。

此外，正规票务平台也一直在打击各种“机刷”“人肉代抢”的“黄牛”行为。例如，“2019年林俊杰‘圣所2.0’世界巡演”中，票务代理一方，多次取消了“黄牛”订单，并且将这些票重新上架，向普通观众销售。

只不过，即便如此，如今的线上卖票、转票与退票机制，对于黄牛而言，仍有空子可钻。“只要手握多张身份证，比如N张就可以凭借限购来购买2N张（4N张）演唱会门票，可以转赠的数量依然不少。”艾琳对燃次元表示。

“而如果禁止实名制转赠，确实会进一步限制黄牛，但同时也会进一步限制普通观众的出票需求。”一位资深票务工作者告诉燃次元，“如果有观众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身体不适等原因，自己去不了演唱会现场，那既不能转赠，又不能退票，就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上述工作者还表示，“彻底放开退票，在方便了普通观众的同时，也会给黄牛带来一定的便利。比如，一些并不火爆的演出门票，可能由于黄牛判断错误，在开票初期大规模被抢购，而临近演出的时候又被黄牛退掉，这样就会给主办方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由此可见，买票与转票的实名措施背后，还存在多方复杂的因素需要考量。

在方梓楠看来，官方票务平台和主办方对票务乱象的整治，是缺乏动力的，“单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对黄牛采取措施需要在技术、人员上有投入，但却并不会为票务平台带来任何直接的经济收益。主办方还涉及和非官方售票渠道分成，两者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自身整治也意味着‘利空’。”

“在行政和司法方面强化有关措施，或许对演出票务行业的规范化更加有效。”方梓楠进一步补充道。

“譬如，在售票前，可以考虑‘要求活动主办方向地方文旅部门报送演出门票数目及渠道代理情况，并将相关数据予以统一公示，并结合特殊票源采取限流措施’等来防范风险。在售票期间，应及时拦截 ‘倒卖票证’‘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做法，并进行相应地惩处。”方梓楠表示。

身为消费者的艾琳则建议，官方网站释放出的门票占比应该高一些，“如果规范了官网票的市场份额，基数增大了，观众能抢到的几率至少会大一些，哪怕票价高一点我们也能接受。”

不难看出，尽管与整治票务相关的建议有很多，但正如上述多位票务工作者所说，“演出市场的‘黄牛’乱象已是旧疾，想要根治，仍道阻且长。”